“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笔谈③｜朱旭东：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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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进一步加强教育政策研究，更好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在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教育经济宏观政策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特别邀请全国知名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围绕“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展开笔谈。笔谈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朱旭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部部长，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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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二期“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笔谈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院委托项目“学界有影响力研究成果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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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学与政策学的新兴交叉领域，教育政策研究包含着广泛且多元的主题对象、价值观念、范式方法和利益问题，具有融理解现实教育问题、制定教育政策与改进教育政策于一体的多维性、复杂性任务特征。要科学区分并论证何为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其复杂性不亚于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与任务本身。这个问题涉及三个关键词，即“好”“教育政策”和“研究”。“好”需要有判断标准，“教育政策”需要有边界与自身的规范逻辑，“研究”需要遵循规范逻辑。显然，大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小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教育政策？什么是研究？我们试着从教育政策研究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五个维度来讨论上述问题。

首先，教育政策研究的本体论要解决研究什么教育政策的问题。这是终极性的问题，是本质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研究什么好的教育政策？当然要研究重大、重点、重要的教育政策问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三重”呢？显然，一项研究要避免研究那些“假大空”的虚假性问题，而应基于某种普遍而典型的教育政策现象，应缘于现实需要解决的教育矛盾与问题，这又集中表现在对教育问题的事实性、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判断上。人们既可以将教育政策文本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为研究问题，又可以基于民众的反馈找到研究问题，也可以通过发现不同教育政策之间自相矛盾的状况发掘研究问题，抑或通过剖析教育政策目标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偏离现象聚焦研究问题。我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做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起始时做一些文献性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国际教师教育政策文本文献和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来撰写与政策有关的文章，这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的。这种工作我至今还在做，但所选的问题一定是教师教育政策制定所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后来我接受政策制定者的委托做教师教育政策课题，因为是委托性政策课题研究，有时候在内容上会有规定性特征，尽管会与自身的学术旨趣不尽一致，但也需要接受。随着对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认识的提高，在前面两种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自由地做课题研究，试图去引领政策的制定，但这些研究仍然要解决教师教育的现实问题，解决教师教育中的“重大”“重点”和“重要”问题。我想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研究都首先要确定本体论维度的现实教育政策问题。

其次，从教育政策研究的认识论上看，任何一项好的教育政策研究都需要有认识框架、认识路径、认识范式。正如国外学者所论，教育政策既可以视为一个具体的文本，又可看作用“复杂方式”进行编码并进行解码的一套陈述；既是可争论的也是可改变的，一直处于一种“形成中”“是”“从来不是”和“不完全是”的状态。基于教育政策本体论意义上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仅仅是本体论视角下的现实教育问题描述是无法穷尽的，只有通过认识论路径才有可能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教育政策的多维性决定了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对教育政策现象进行深层解构与重构，需要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框架、思想路径和解释范式。我国教育政策现象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区域、省际、县域、校际之间的共性差异与特殊性差异，以及与这些差异紧密联系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差异，而且还反映在各级各类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差异。作为一种典型的复杂性系统，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亟需通过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认识论途径对上述现象进行回应，这也是对一项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虽然教育政策要解决现实教育问题，但所涉及领域却有与经济学相关的财政政策，与社会学相关的社区、家庭和社会的民生政策，与管理学相关的行政编制、体制和机制政策，与政治学相关的权利、权力、责任的政策，与文化学相关的民族、习俗、风俗等的政策，等等。因此，教育政策绝不是教育本身，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紧密联系的复杂性系统。这种复杂性内嵌着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教育政策研究逐步向相互关联的“多学科”研究范式转变。

第三，从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论来分析，要体现“好”的特征，教育政策研究要兼具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真正的实践价值。亦即，教育政策研究必须要“有用”、“管用”、“实用”。遵循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逻辑，相关研究需要从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价上都表现出价值、功能和作用。好的教育政策研究既然是学术研究，那么就需要追求学术价值，要有利于教育政策研究自身的知识积累，同时还要有理论贡献；既要有直面教育现实的理论勇气，又要有解释教育现实问题的理论自信。当然,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绝不仅仅是学术的基础研究，它更需要有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指导的价值，它要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咨询，要为教育政策实施提供可行的方案，要为教育政策评价提供可判断的依据。讨论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论问题十分有必要，因为它涉及教育的学术、政策和实践的多重关系。对于一位教育政策研究者来说，如果他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角色，那么学术是背景，政策研究是前台，其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直接反映在有关政府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所有内容上；如果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教育智库研究者，那么他的研究会显示出更多的政策评论特征，对于社会来说则具有监督、引导价值；如果他是高校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那么情况则略显复杂，他的研究就既具有学术自由成分，又具有评论特征，还具有直接咨询功能，甚至还会发挥教育政策的传播作用。高校新型智库建设任务的提出也让大学开始面临教育政策研究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大学教师如何在研究中处理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的政策研究的关系。

第四，从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来看，要体现“好”的研究结果，教育政策研究采取何种方法也值得探讨。有国外学者指出，缺少对复杂问题的论证方法是当前政策研究的主要弱点，也是存在于政策研究的思想和目前解决问题的手段之间的一条鸿沟。教育政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几乎与所有的教育研究方法有关。例如，教育政策的历史研究当然要使用历史方法，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显然要使用比较方法。教育政策研究，特别需要实证研究方法。教育政策与其他所有政策共同具有的特征就是融现实性、时代性和前瞻性于一体。其现实性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成果来满足，时代性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成果来呼应，前瞻性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成果来引导。如有关“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和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研究，就通过实证研究来揭示城乡教育一体化存在的现实困境，通过实证研究的成果来体现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和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实证研究的成果来提出“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前瞻性方略。

第五，从教育政策研究的实践论来分析，一项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必须致力于教育政策的方案、计划、策略、路径等具有实践性特征的目标的实现。实践性不仅反映在实验性、试验性上，也体现在行动性上。从教育政策研究的本体论维度上看，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研究都要面对复杂的教育现实问题，没有实践论的逻辑，它无法成为一个好的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研究者需要有对教育实践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敏感性要求他能够及时捕捉到教育实践的未来政策可能性，判断力要求他对一项教育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做精准预测。由此看来，好的教育政策研究是对教育实践的分析、判断、推理和决策的逻辑规范的建构。它是一种对教育实践的理性解释过程，也是对教育政策的方案、计划、策略、路径等的意义建构过程。好的教育政策研究作为对教育实践的一种理性升华，和对教育实践行动逻辑的可行性建构，有利于推动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绩效化。以我所经历过的教师教育政策研究为例，无论是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国培计划”政策，还是教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政策，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实践论的逻辑。

无论我们怎么讨论一项好的教育政策研究，都不应该离开好的教育政策的实际形成或产生。有学者提出了评价一项好的教育政策的三个维度，即政策话语、政策文本、政策效益。教育政策话语要求政策能被理解和接受，如“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教师教育政策话语；教育政策作为文本话语的本质属性要求它必须得到准确解读和贯彻实施，并可以转化成实施方案，且具有行动的可建构性；教育政策效益体现在对现实教育问题的解决程度上。显然，衡量一项教育政策研究的好坏，要看它是否通过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过程产生了一个好的教育政策。

特  稿

特稿 | 崔允漷 周文叶 董泽华 张静：教师实施课程标准测量工具的研制

“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笔谈

“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笔谈①｜王大泉：教育立法研究对教育立法实践的影响分析

“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研究”笔谈②｜卢晓中：对教育政策研究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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